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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大历史吗?(1)大历史观与蒋介石 [2002]

【讨论参《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说是不是教条? [2004]》和《黄就不该涉足中国现代史 [2004]》】

【这是我对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异议。原文在个人主页,也在MITBBS。黄治明史是好的,各种技术性的考证和观察也颇有益。《万历十五年》可读性甚好,我20岁的时候初读,那叫大开眼界。但是近年来,对“大历史观”,我越来越谨慎了,对《万历十五年》也渐渐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有空再讲】

(1)

2002-08-11

最近读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感到有如下问题

1-  既然蒋介石日记原本并没有发表, 已经发表过的亦非第一手资料, 而是从别的几本书, 如《蒋总统密录》,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辑出来的, 如何能保证真实性呢? 黄仁宇自己也观察到有些日记条目是有出入的, 表明在发表时作者或者编者为了某种目的, 篡改了当时的原文, 在这种基础上, 谈何编史呢?

2- 退一步说, 即使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是未经篡改的, 我们知道, 这种日记本身在产生的时候就断非为自己而写, 而早就有了日后被后人查看与研究之戒心, 自有文过饰非的基本目的. 而黄仁宇先生在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对蒋介石日记的话语与事实之出入不加怀疑, 往往不加以其他方面资料的引证, 不免有失黄氏一贯所秉承的对资料小心谨慎的原则(如他对《明实录》统计数据之分析 – 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3- 黄氏一贯坚持的”不以道德为原则做评价历史的基础”, 在本书中, 俨然成了为蒋介石一切行为辩护的托词. 如下面这一段:

“过去有不少的历史学家曾用道德之名义, 对此数事[1927年的清洗]提出指摘, 因为当事人既是同类相残, 而且又惨酷少恩, 作史者不免在纸笔之间尽其诛伐之能事.只是这样的处置历史, 纯以历史为人身经验内之产物. 而实际上此数事之发展, 多有非人身经验之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作主. 我们只要在蒋介石的日记里看到他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徘徊挣扎, 便可以想见在此种因素支配之下, 他自身处境之艰难.”(43页)

问题在于, 观察历史是只从蒋介石自己的角度, 利益去考虑, 去取舍, 还是从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去考虑? 不考虑道德而转而考虑个人得失, 是”大历史”吗? 蒋介石本身之处境不正是所谓的”人身经验”? 从北伐, 中国革命, 或者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与主权问题的大纵深来考察问题, 能说青帮上街抓住工人领袖就地砍头是历史的进步?

4- 黄氏反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对蒋介石的历史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如军阀化, 独裁, 制度性腐化, 与黑社会勾结, 不能控制农村等, 但他却忽视了同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 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否能以解决, 如中国共产党政权在1928-1949间的成绩, 阎冯桂奉四派军阀的地方性统治成败. 不加以比较, 单独强调蒋介石面临的困难而有意识忽视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成绩, 不能说是一种公允的治史态度.

黄氏亦强调蒋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层机构(新式的法制的国家), 故而共产党人才可以放手进入农村而建立新的下层机构(也即土地改革). 这一点我以为在逻辑上很难说的通. 土地改革与新的上层机构并无必然联系, 俄国与日本远在新的上层机构建立前既已土地改革, 而且众所周知, 中共的革命并未依赖任何新的上层机构, 而是恰恰相反, “新的上层机构”始终敌视和压迫着中共. 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问题, 无从谈起中共的土地改革是利用着新的上层机构所给予的好处而发展起来的.

我对蒋介石本身并无好恶, 但从历史学的技术角度, 黄该书的写作是太仓促了. 黄的其他书, 如《万历十五年》, 都是甚为新颖和有条理的,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相当程度上预设了辩护方向然后加以剪裁, 史料拥有不完整, 感性大于理性, 实在有违先生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 在蒋介石日记原件发表前写作这样一本书, 本身就已经先天不足了.

(2)

2002-08-31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反复宣称, 国民党政府之腐败不能称为腐败, 因为社会既然仍处于落后状态, 何以能强求政府能从数目字上管理, 避免贪污呢? 既然军队后勤一片混乱, 何以能指责军需部门中饱私囊呢? 黄氏提出, 腐败乃是针对对正常秩序的破坏, 而中国政府的腐败, 本是常例, 不可以道德指责之, 因为有其历史必然性.

此种种辩解, 实在菲夷所思, 不敢相信是一个令我景仰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话. 倘若此说可以成立, 那历史上一切贪污腐化皆无可指责矣! 即使是封建社会, 也有国法纲常, 不以腐败为常态. 人人都可能生病, 生病自有身体或病原的原因, 但难道可以说仅仅因为生病难以避免或自有原因, 就可以认为生病不是坏事? 就不去避免? 黄先生此处真是彻底违背了他所声称的大尺度, 大纵深的”大历史”观, 而滑入”存在即合理”的非历史态度.

他又提出, 国军之所以人身依附, 运动缓慢, 后勤混乱, 士气底下, 指挥有派系, 是因为中国社会仍未经改造, 不能脱离农业社会的基础, 军队作为社会的产物, 无从凭空现代化的运做, 故有如此缺点. 我以为此说不能成立. 农业社会与军队, 国家的秩序并非对立, 即使国家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 但依靠统一的价值观和严明的纪律, 一支农业社会支持的军队一样可以有极高的效率. 斯巴达之黩武主义, 罗马军队之严格规范,  汉朝的数十万人规模大范围战争的组织, 都是经典的例子. 即使是游牧民族如蒙古, 以极低下之生产力, 也可以维持一支高度有序的军队. 退一步说, 国军面临的敌人更加有组织, 不是中世纪可以相比, 那为何中共的军队可以基本克服此类问题? 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表现难道是中国已经脱离农业社会的结果? 其实, 在传统中国社会, 小自耕农组织的军队最具有战斗力, 国家机器的运转也依赖于小自耕农. 1937年或1951年, 中国社会依然不离农业社会, 其区别则在于共产党在现代化之前, 重建了小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尽管7年后加以改变), 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社会士气皆如各朝代初期一样高涨. 黄氏所说, 无非是对外人对国军的指责与国军的失败不服气而已. 这样怄气的历史学家, 还真是少见.

(3)

2002-10-04

又, 黄仁宇一直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里反复说, 蒋能在一未现代化之国家, 集结300万军队, 动员全国力量, 和外敌做斗争, ,是中国自古以来未有的伟业, 故其困难可以想象, 其弊端可以原谅. 此种论断, 距史实甚远. 中国国家常备军, 唐时5000万人口60万军队, 为1.2%, 北宋人口不超过1亿而军队有120万, 也为1.2%. 明朝初期人口6000万而军队竟达200万(永乐时期), 为3.3%. 相比蒋的时代, 中国人口4亿, 军队300多万, 即使加上共产党的几十万, 也还不到1%, 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 都算不上前无古人的事情. 相比抗战时的其他国家, 日本不到7000万动员军队600万达8%, 美国1.3亿人有军队1200万9%, 苏联1.3亿人有军队2000万15%, 再比比不到十年后共产党军队800万的动员数量(除以5亿人口为1.6%, 这是同时动员的数量, 不是累计的, 蒋军在内战时期最高峰也没有超过400万), 蒋介石的动员数字实在不能算太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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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历史, 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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